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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对水彩艺术的启示

添加时间:2016/8/25 9:11:24 来源:郑州八一画室
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对水彩艺术的启示

在绘画艺术的历史长河中,起源于西方的水彩艺术历经传播,不断与各地的独有文化相互补足,共同成长。而作为外来画种的一支,水彩因其特性与中国传统绘画有着天然的相似性,在笔墨情愫与人文关怀的滋润下茁壮成长,逐渐形成了有别于西方传统水彩的中国水彩艺术。然而,水彩画要成为符合东方创作意识和审美观念的艺术形式,继续在中国本土生生不息的繁衍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通过对中国画“写意”精神的探索与研究,分析水彩从其中汲取营养和启示的可能性,充分发挥中西文明之所长,在交汇融合中为水彩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关键词:水彩艺术;中国传统绘画;写意精神;启示;交汇融合

一、引言

水彩艺术是具有古典韵味的西方画种,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丢勒便绘制了一幅幅清新淡雅的水彩佳作。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知识的积累,特别是18、19世纪英国众多画家在水彩领域所创立的丰功伟绩,使得水彩艺术得以迅猛发展。水彩作为西方“舶来”艺术队伍中的一员,在20世纪传入了中国画坛。由于在材料、媒介、工具以及画面的情趣意韵与中国的传统绘画形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传播之初,水彩便受到了中国画者们的青睐。

艺术只要得到传播,就必然会摆脱其最初所呈现在某个地区的独立艺术体系,与各地的独有文化产生激烈的碰撞与交融。历经百年的洗礼,水彩逐渐受到中国本土文化的熏陶与滋养,在这片神州大地的土壤中获得了新生。特别是近年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与觉悟,使众多艺术家为实现水彩艺术更具民族精神内涵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实践。尤其是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借鉴与汲取,积累了极为珍贵的经验。“写意”精神是中国绘画的灵魂所在,如何把这精粹融汇于西方绘画体系中,使水彩实现民族化和本土化成为了我们长久探究的课题。

二、“写意”精神的特点

中国绘画与水彩画的相似之处在于借水作画,以水呈色,经由水的应用来寻求理想的艺术氛围。中国画按艺术的表现手法可分为写意、工笔和兼工带写三种类别。而“写意”作为中国独有的文化特征,是中国绘画艺术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形式,它蕴含着中国绘画的审美情趣、美学观念和创作意识。它与西方科学严谨的绘画理念不同,“写意”注重抒情传神,讲究“形神兼备,贯气而有韵”,而不追求形象的真实、空间的立体、透视的准确。

“写意”是作者利用简练放纵的笔法来描绘对象的意态风貌,通过外在的表现形式“写”出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身的情趣意向和审美价值。“意”即作者的“意识”,呈现的“意象”,是画者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处理与提炼总结。绘画所得之“意”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感官所认识的世界不致相同,是抽象化与理想化的存在。是基于师法自然的前提下,作者发自内心的感悟与精神灌注,超越现实所达到的一种意识升华,使观者产生联想,是较高的艺术境界。

三、“写意”精神对水彩绘画的启示

“写意”精神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在绘画艺术中表现得尤为强烈,但如同众多的艺术理念一样,它必然要通过外在形式的传达才能得以实现。这既包括技法层面的描述,又有对精神层面的诉求。墨色的韵味,线条的律动,情愫的真诚在表现中显得格外重要,即“用色”“用线”“用情”来体现“写意”精神的格调。

(一)以色写意,墨色的启示

色彩作为艺术创作的重要表达手段,是通过感官与大脑以及我们生活经验所产生的视觉效应,在绘画语言当中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色彩在水彩画中强调互补色与冷暖色倾向的精确运用。通过调和颜色,用丰富多彩、严密细腻的色彩描画对象的形与质。着眼于色调在光的作用下所产生的微妙变化,制造出立体和空间之感。这种表述方式是对自然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追求光、物、色三者间的关系。与西方绘画不同,中国画不执着于颜色的冷暖关系和整体色调倾向,而是以墨为主,以色为辅,并以色扬墨,以墨呈色。墨色的应用与艺术作品的“写意美”息息相关。由于其晕染、渗透、叠加所产生的抽象美无法完全掌控,在随心所欲之间使绘画呈现出随意性、纯粹性、自由性等特点,加强了绘画所带来的情趣韵味。

墨虽单一,但应用绝不简单乏味。中国绘画以水为生,通过墨与水的调和作用达到千变万化、清新活泼的艺术效果。墨色的运用历经无数艺术家的探索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技法与理论体系。在《历代名画记》中,张彦远认为“墨通过水的调试,可分焦、浓、重、淡、清五种色彩层次”。根据水的比例和用途的不同,调节出墨色多层次的浓淡干湿,呈现变化丰富的色彩明度与纯度。

唐代王洽笔墨大胆洒脱,水墨淋漓,恣意挥洒,景物浑然一体,被后世称为“泼墨法”。同为唐代的王唯改单一平涂的画法为墨色深浅浓淡变化的多层次画法,称“破墨法”。作画时趁墨未干,在画上增添墨色,使水墨自由融合渗透。“积墨法”利用层层加墨,由淡至深,笔迹水痕清晰可见,具有苍劲浑厚之感。墨色的呈现是水与墨的艺术,其水墨淋漓,自由纯粹的艺术效果是中国传统儒道哲学的精神内涵和民族审美价值的体现。在笔墨的气势和力量间满足自我的精神调节,展现超然的神韵,达到用“色”写意。

在借鉴中国画“写意”精神方面,王肇民是我国取得成就较高的画家。他成功地把中国式的墨色写意及运用方式融入到水彩作品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他的作品《美人蕉》不拘泥于光影的描写,物象的厚重感与水色交融的酣畅感合二为一。利用墨色的变化情趣引入画中,使鲜花艳而不俗。在强调造型的基础上通过水与色晕染互渗,任其自由变化,造就了水墨晕章、酣畅淋漓的画面效果。墨的神韵,诗的意境,水彩的色与画家的艺术理念和谐统一,显示出宏大的民族气节与写意之风。

水彩和中国画都以水来调节颜料做出变化效果,色彩所呈现的透明性与细腻性也有相似之处,使水彩画借鉴墨色运用,在以色写意上提供了可行性。

(二)以线写意,线条的启示

线是人类对客观形象的高度概括与提炼,它既是对具象的总结,也是抽象的阐发。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画者们都重视线条的作用,并作为绘画创作的重要表达元素。早在原始时代,人类就善于利用简单的线条来描绘自身的生活状况。在法国的拉斯科洞窟和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窟所描绘的壁画中,画者们采用黑色粗犷的线条来刻画形体轮廓,并通过线条的穿插和少量的矿物颜色渲染出动物的体积和重量,所绘野兽形象逼真,挺拔生动。而在中国新石器时期所制成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则更富生气和神秘色彩,运用简练遒劲的线条在盆内刻画了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并有两条大鱼在相互追逐,线条的韵律使鱼的形象活泼灵动,直率天真。

但由于历史文化、生活环境与民族风俗的不同,欧洲与东方对线的审美作用产生了较大的差异。西方绘画中的线是为了介定对象的轮廓,是作为点在空间延伸所留下的轨迹,并且最终为面服务。物体的形态构架主要根据体面和调子来表现结构明暗与立体造型,从而营造逼真写实的视觉效果。线不存在过多的独立性和欣赏价值。而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十分重视线的作用,力求以精炼的线条勾勒景物的神态,抒发作者的情趣。把线从形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表达形式。对线的巧妙运用早在南齐时期,谢赫所提出的“六法”中就有“骨法用笔”一说。“骨”比喻刚强果断的外在体现,着重线条的力度。“写意”强调以线造型,对象的神态、结构、形体均以其精准性、力量感和变化来表现,并根据画中所需,进行皴擦勾染、拖揉并施的不同处理。

线条强调“写”字,是笔墨的载体。笔势的挥洒通过线舞动于画中,留下千姿百态的痕迹。“书画同根而生”,古代文人画家认为作画与书法关系密切,相得益彰。明代董其昌的写意画更是以书入画,刚中带柔,收放自如,对笔法的灵活掌握通过线条经营在画上。运笔的轻重快慢,抑扬顿挫造就了线条的变化莫测。出笔的中锋、侧锋、逆锋更使作品愈发地抽象深沉。画家赵云龙在他的水彩风景画中常用挥洒自如的线条交错纵横在水墨淋漓、轻松明亮的色块当中,运笔自然酣畅。线条的千变万化、粗细缓急描绘出抒情秀美的自然场景,传达事物瞬间即逝的印象,犹似中国山水画的意象美。

用线写意是情绪感受的一种表达方式。顺畅如流水的线条体现了作者喜悦欢乐、怡然自得的心情。反之,较多顿挫与反折的线条体现了哀愁、郁闷之感。如周刚的水彩人物画善以粗犷精炼的线条勾勒对象的轮廓,书法般的运笔中展现出各种人物的姿态面貌与真情实感。在他描绘山西矿工的一系列作品中,写意线条时而辗转反侧,时而遒劲利索。在塑造人物形态的同时,也阐述自己对客观事物所得的思想感情,并透露出描绘对象的生活环境与生存状态。画中既表达了对劳动人民艰苦工作、默默耕耘的赞美,又蕴含着一丝丝忧伤悲愁的气息。

(三)以“情”写意,用“意”造“境”的启示

特殊的认知方式和审美取向造就了中国绘画与西方水彩截然不同的艺术理念。“写意”精神作为中国画的核心灵魂,其精神内涵在于描绘的不是客观景象的再现,而是主观意识的创造。绘画成为了情感意识的表现,以抒写胸中逸气、流露真情实感为目的。通过笔墨意趣的外在形式在纸上纵横挥洒,渲染出有情有意的理想形式,在抒情传神中感受与描绘自然。这绝不是技法的简单堆砌所能形成的艺术境界,好的作品应该实现“情景交融,物我交融”。

“气韵生动”作为六法中的最高标准,形成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要求和“写意”精神最为重要的创作法则。“气韵生动”意为通过生动的“气”传达物象内在的“韵”,即绘画内含的生命与精神,并且以形似为基本,追求神似为目的,从而达到鲜活灵动的状态。那么“气韵”何来?“气韵”既来自于对象,更来自于自身。只有画者全心全意投入画中并灌以真情,把主观情思“移入”客观对象之中,取得艺术感悟,把握对象的精神内涵达到“传神”。这是一个把物象转化为心象的有机融合。纵观“写意山水”的发展,无论是唐代王唯的“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米家山水的“自适其志,寄兴游心”;抑或是元四家的抒写“胸中逸气,豪情壮志”;还是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他们所绘山川河流,花丛草木都并非某一处的实景,而是自身内心创造与自然的聚合。不讲究人物房屋的实际比例,不执着一花一草的模仿再现。视觉真实在转化为绘画语言时应随画者的意识想象而变化,抒写内心感受以表达审美意趣和理想价值。

显然,这种“前卫”的艺术理念早早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并早于欧洲。在中国上古时代,青铜器那概括夸张的造型以及抽象的装饰纹样就能看到这种意识的端倪。六朝时期,道释画像所追求的“秀骨清像”更是此思想的延伸。而欧洲直到19世纪经过印象派那轰轰烈烈的革命,以及后来兴起的众多现代艺术流派的不断革新下才挖掘出画者内心对艺术创作的作用。此前的欧洲绘画更多是为了真实地再现客观存在,强调素描和色彩关系来塑造形象,重视科学理论在绘画领域的应用。精准的空间透视、明确的光影明暗、严谨的解剖知识成为西方绘画必不可少的条件,但随着发展,西方绘画吸收了各民族以及不同地区的艺术养分,涌现出了灯火辉煌、奇妙无穷的崭新景象。

因此,对水彩画进行“写意”改造就必须要求画家在创作中传达主观意识、生活感悟,以及自身的艺术主张。关维兴作为北派水彩的象征人物,表现抒情写意可谓是出类拔萃。他所描绘的水彩肖像,造型虽严缜细密,却形神兼具、色彩柔和、豪爽奔放。作品《乡情》刻画了数十位神态生动、特征明显、憨厚朴实的贫苦农民,所绘形象不是对物象的复制,而是心灵情愫的流露。通过对现实所得的感受灌注画中,自身的意趣、激情、认识与对象有机统一,创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所绘之物是其内心的重新整合与理想化的结果,再由写意性的形象传达心灵的感悟。

有“情”才有“意”,有“意”才能生“境”。意境造就的是“写意”精神的实质求索。上文所述的主观意识和自身情感的“意”是造“境”的基本前提,但“意”并非单纯的情思投入,而是“寓理于情,寄意于物”,做到“托物言志,理自伸然”。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把客观事物转化为艺术审美形式是“眼中物、心中物、手中物”的感性转化过程。现实的物象与内心的意象合二为一,形成精神的产物。意境通过画面传达情感内涵,并引发作者与观者内心深处的共鸣。使观赏者产生无尽的幻想和生命力,犹如身临其境一般,诱发和开拓审美想象空间。意境并非单纯的视觉享受与技法堆砌,而是超越原有物象,表现自身文化内涵,价值取向与精神意志的更高境界,是艺术的升华。在中国画“写意”精神的启示下,不少画家在追求意境的塑造中创作了一批具有人文气息的优秀作品。如水彩画家柳新生,他赋予了江南水乡之境以梦幻朦胧的纯真诗意。在《冬之恋》的系列组画中,他不刻意仿写自然,通过水彩画自身水色交融、流动、通透、明亮的单纯美,在心灵的启示以及对自然的感悟中描绘出了梦境般的画面。画中水天一色、宁静安详、单纯高洁、远方迷蒙之境若隐若现,仿佛是从地上升起的缕缕青烟掩盖了蔚蓝的天空,使观者置于画中,产生无限的遐想。柳新生把自身的绘画风格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艺术文化中,创造了富有灵性与生命力的意境。抒写胸中“意”,表达“意”中“境”,情感的流露和意境的创造是中国画“写意”精神最为核心的元素。在西方造型艺术与审美意识所决定的水彩画中最大限度地融入这一法则,是水彩画在中国本土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结语

水彩艺术虽为欧洲文明的“舶来品”,但经由东方文明的影响以及无数艺术家的努力,逐渐从西方造型艺术向中国写意艺术演变,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气息。可是,在借鉴中国画“写意”精神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要模糊艺术界限,消除画种的独特性,建立绘画艺术的大一统。借鉴期间,对表象肤浅的执迷容易使我们误入歧途。沉醉外在形式的表现和风格特征的模仿,也不过是单纯的复制粘贴。要使水彩艺术提升至一个新高度,就必须保留水彩画自身的独立性,运用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与元素的积淀对水彩画加以改造和完善,在中西文明的差异中寻求共融,并紧跟当代艺术思潮的步伐,创造出具有时代气息和民族气派的中国水彩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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